作者/高 健（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军旅书画家工作委员会首任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

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手稿。

摘要：《七律·长征》是毛泽东诗词体系中最具标志性的史诗性作品，以高度凝练的艺术语言，全景再现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深刻诠释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经典文本。长期以来，该诗通行定论为“1935年10 月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创作”，但随着党史文献、地方档案、亲历者口述、行军日志、旧址遗存等多维度史料不断发掘，这一定论面临多重学术质疑与史实挑战。本文以文献考据法、历史地理学考证法、口述史互证法、文本校勘法为核心研究路径，系统梳理《七律·长征》从创作、朗诵、传播到定稿的完整历史链条，深度考证诗作创作时间、创作地点、首次朗诵场景、文本修订脉络，通过中央红军 1935年9月至10月精确行军日程、哈达铺与通渭历史地理环境、毛泽东长征期间心境变化、同期中央领导人文献互证、权威党史著作与地方史志比对，最终确凿论证：《七律·长征》创作于1935年9月22日甘肃宕昌哈达铺义和昌药店，1935年9月29日在甘肃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首次公开朗诵，1937年通过外国记者报道走向世界，1957年经毛泽东亲自校订正式发表。本文全面厘清学界长期争议，还原历史本真，为毛泽东诗词研究、长征史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艺研究提供坚实史料支撑与学术定论。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创作时间；创作地点；哈达铺；通渭；长征史；文献考据；历史地理考证。

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军旅书画家工作委员会首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高健创作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书法作品。

一、雄篇耀世垂千古，众说纷纭待考详

毛泽东七言律诗《七律·长征》，全诗仅五十六字，却囊括千山万水、浓缩万里征程、凝聚铁血精神、彰显信仰力量，是中国古典诗词格律传统与现代革命精神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自诗作问世以来，跨越八十余年历史长河，历经战争年代、建设时期、改革阶段与新时代，始终保持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精神感召力，不仅成为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必学篇目，更成为国家重大庆典、红色教育、文艺创作中的核心精神符号，深刻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精神基因。

从文学价值来看，《七律·长征》结构严谨、对仗工整、意境雄浑、气象万千，开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雷霆之势奠定全诗基调，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推向极致；中间两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以夸张、对比、拟人手法，将长征途中的天险阻隔转化为诗意意象，既写自然之险，更写人心之韧、意志之坚；结尾“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收束全篇，从艰难跋涉转向胜利展望，从个体抒怀升华为全军欢腾，完成了从纪实到抒情、从叙事到言志的艺术升华。全诗无一字空谈，无一句虚言，句句有史实，字字见精神，实现了历史真实性、艺术审美性、革命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巅峰地位。

从历史价值来看，《七律·长征》以诗证史、以诗存史，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凝练、最生动、最具传播力的历史记录。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战略转移壮举，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无数艰难险阻，而《七律·长征》以极简笔墨勾勒长征全貌，让后世得以通过一首诗读懂一段史诗，通过几句词铭记一种精神，成为长征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文学佐证与精神注解。

然而，与诗作极高的文学地位、历史地位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其核心创作时间与具体创作地点长期处于学术争议之中，未能形成完全统一、无可辩驳的权威定论。这一争议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考证，而是直接关系到诗作创作背景、毛泽东心境变化、长征关键节点历史还原的重大学术问题，更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必须厘清的基础史实。

毛新宇将军点评高健临摹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书法作品。

梳理《七律·长征》的传播史与考据史，可清晰发现争议的起源与演变。目前经多方文献核实，《七律·长征》最早公开发表载体为 1937年4月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编者搜集整理了陕北苏区的重要文献、诗词、报道，在封三位置以《毛泽东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为题，首次刊登《七律·长征》全文，这是该诗第一次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具有开创性的文献价值。但受当时战争环境、出版条件限制，该书未标注诗作创作时间、创作地点，仅呈现文本内容，为后世考证留下了最初的历史空白。

此后，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七律·长征》以报刊转载、手抄传播、口头朗诵等形式广泛流传。1938年3月，四川爱国诗人梅英主编的抗战刊物《血光》转载该诗，以诗词力量鼓舞全民抗战；1947年，冀南书店出版《两万五千里》一书，将《七律·长征》收录其中，作为长征历史的文学见证；1949年8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转载诗作，纪念长征胜利、弘扬革命精神。上述所有早期传播版本，均延续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体例，未标注任何创作时间与地点信息，使得诗作诞生背景长期处于模糊状态。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创刊号正式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官方权威平台首次系统、集中发表毛泽东诗词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毛泽东亲自参与诗词筛选、文本校订、字句润色，对每一首作品都进行了严谨审定。在此次发表的十八首诗词中，《七律·长征》位列重要位置，毛泽东亲自在题下标注“一九三五年十月”。这一标注由作者本人确认，由国家级刊物正式发布，成为学界、教育界、社会各界普遍认可的“官方定论”。

此后数十年间，从《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诗词全编笺注》等权威诗词集，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红军长征史》等党史著作，再到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学文学史教材、各类普及读物，均统一沿用“1935年10月作于陕北”的说法。其历史逻辑看似严密：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标志着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圆满完成。因此，人们顺理成章地认为，《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在长征胜利结束、全军进驻陕北后，回顾征程、抒发豪情的总结性诗作。

但随着改革开放后党史研究的深入、地方史志编纂的推进、亲历者回忆录的整理、历史旧址的考古发掘与文献档案的解密，一批甘肃地方党史学者、长征史专家率先对传统定论提出质疑，并基于一手史料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定论垄断。

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深学者秦生、王晋林在编纂《甘肃地方党史》过程中，通过查阅红军在甘肃境内的行军日志、地方档案、旧址调查，明确记载：“1935年9 月19 日，红军继续北上，越过岷山，毛泽东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长征》和《念奴娇·昆仑》。”这一记载首次将创作时间提前至 1935年9月，地点锁定甘肃境内，直接挑战“10月陕北说”。

学者曹仁孝在核心期刊《党史研究与教学》发表《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时间及地点考略》一文，系统梳理史料、细化论证逻辑，明确提出：“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为 1935年9月，地点很可能是在现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境内的旋窝村。”该文以行军路线、地理环境、时间节点为依据，成为 9 月创作说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岷山山顶创作说”“腊子口创作说”“榜罗镇创作说”等观点，虽细节各异，但核心共识一致：《七律·长征》并非创作于 1935年10月陕北，而是创作于 1935 年9月红军翻越岷山之后、进入陕北之前的甘肃境内。

然而，上述新观点虽突破传统定论，但仍存在史料支撑不足、地理考证不精、时间节点模糊、缺乏直接文献佐证等问题。例如“旋窝村创作说”未提供毛泽东在该村停留创作的直接证据；“9月19日创作说”与红军精确行军日程存在冲突；“岷山山顶创作说”不符合当时严寒环境、行军紧急的客观条件。因此，学界亟需一套完整、严密、多维度、互证式的史料体系，对创作时间、地点进行终极考证，彻底厘清争议、还原历史真相。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学术需求，以中央权威文献、红军原始行军日志、亲历者口述回忆录、地方史志档案、历史地理实地考证、毛泽东亲笔批注、同期领导人文献、旧址遗存实物为八大证据支柱，构建闭环式史料链条，对《七律・长征》创作时间、地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详实的考证，最终确立无可辩驳的学术定论。

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军旅书画家工作委员会首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高健书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书法作品。

二、辞闽历险求生路，议策通道定远图

要精准考证《七律・长征》的创作背景，必须首先还原长征的完整历史脉络，尤其是 1934年10月至 1935年9月中央红军从战略转移、生死绝境到逐步明确方向的关键历程。诗作所写“万水千山”“五岭逶迤”“乌蒙磅礴”“金沙”“大渡”“岷山雪”，均是长征途中的真实地理与历史事件，只有厘清长征前期的战略决策、军事行动、路线转变，才能准确把握诗作创作的历史语境与情感基础。

1930 年至 1933 年，蒋介石集团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并扩大了中央苏区，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但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排斥毛泽东的正确军事领导，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在军事上实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与逃跑主义。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封锁消耗，对中央苏区形成严密包围。面对严峻敌情，博古、李德完全抛弃红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运动战传统，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消耗战，命令红军强攻国民党坚固堡垒，导致红军伤亡惨重、节节败退。

历经一年苦战，中央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 “围剿”，苏区范围日益缩小，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外部封锁日益严密，红军在内线打破“围剿”已无可能。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做出重大决策：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大转移，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重建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859人，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踏上战略转移征途，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式拉开序幕。

长征初期，红军的战略目标极其明确：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沿湘桂边界西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这一计划由博古、李德主导制定，具有强烈的逃跑主义特征，部队携带大量印刷机、医疗器械、军工设备等笨重物资，行动迟缓、指挥僵硬，完全丧失机动灵活性。

蒋介石早已洞悉红军的战略意图，迅速调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黔军总计四十余万兵力，在红军前进道路上设置四道严密封锁线，部署重兵围追堵截，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装备、有利地形与严密部署，对红军形成铁壁合围，长征初期的红军面临空前生死考验。

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但由于指挥失误、行动迟缓，红军未能摆脱追兵，反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已经将红军推向毁灭边缘。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抵达湘江沿岸，国民党军队已在湘江两岸部署三十万重兵，构筑坚固工事，以湘江天险为屏障，对红军展开毁灭性打击。红军将士为掩护中央机关渡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战况惨烈、血流成河，史称湘江战役。

经此一役，中央红军遭受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从出发时的 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武器装备损失殆尽，基层指挥员与战斗骨干伤亡过半，红军元气大伤、濒临绝境。湘江战役的惨败，彻底暴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的致命危害，也让广大红军指战员深刻认识到，只有恢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走出绝境、走向胜利。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翻越湘桂边界的老山界，进入贵州境内。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北上湘西的道路上部署重兵，构筑四道碉堡封锁线，数十万大军以逸待劳，坐等红军自投罗网。若红军继续执行原计划北上，必将全军覆没。

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挺身而出，力主改变行军路线。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这是长征途中第一次重要会议，核心议题正是红军的前进方向。

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兵西进贵州，避开国民党主力，在贵州地区寻找战机、休整部队、创建新根据地。这一主张符合敌情、地形、红军实际，是挽救红军的唯一正确方案。

尽管博古、李德仍顽固坚持北上计划，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坚决支持毛泽东，会议最终通过转兵贵州的决策。通道会议是长征途中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它否定了错误路线，采纳了正确主张，为红军摆脱绝境打开了生路，也为后续一系列重要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转兵西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贵州东南重镇黎平县城。历经连续苦战、饥寒交迫的红军将士，终于获得短暂休整时机，补充给养、恢复体力、整顿军纪。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进一步深入讨论红军战略方向，博古仍顽固坚持北上湘西，毛泽东则系统分析贵州敌情、民情、地形，明确提出：进军黔北遵义地区，站稳脚跟后伺机与川陕边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

参会的红军指挥员纷纷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强烈批评，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连续失败表达深刻反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获得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支持，会议正式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明确否定北上湘西计划，确定进军黔北的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从战略上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1934年12 月31日，中央红军抵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猴场会议，再次否决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粉碎敌人‘围剿’”。

猴场会议被称为“遵义会议的前夜”，它进一步巩固了正确路线，排除了错误干扰，为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召开遵义会议铺平了道路。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中央决策层逐步回归正确轨道，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战略主张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红军终于从绝境中看到希望，从迷茫中找到方向。

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军旅书画家工作委员会首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高健书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书法作品。

三、遵义定谋开胜局，赤水挥师破险围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议，兵锋直指黔北，以迅猛之势强渡乌江天险。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悬崖峭壁、水流湍急、地势险要，素有“天险”之称，是黔北地区的天然屏障。国民党黔军凭借乌江天险设防，企图阻止红军北上。

红军将士发扬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以竹筏、木船为工具，冒着敌人炮火强渡乌江，一举突破黔军防线，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大门。1935年1月8日，中央红军胜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南北200公里、东西100公里的广大区域，肃清城内国民党守军与反动势力，召开群众大会、建立革命政权、扩充红军兵员，获得长征以来最稳定、最充分的休整机会。

遵义的占领，不仅为红军提供了休整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中共中央召开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了稳定环境。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这就是永载史册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其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贯穿中国革命全程。会议设置两大核心议题，彻底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紧迫、最关键问题。

第一议题：明确中央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方案。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遵义地区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逼近，已无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条件，红军必须迅速北上，从川南地区渡过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打破敌人围追堵截，开创革命新局面。

第二议题：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以来的军事教训，彻底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这一议题引发激烈争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开端。

会议严肃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深刻揭露其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严重后果；明确撤销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解除李德军事顾问指挥权，彻底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会议作出重大组织调整：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红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它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军事指挥重回正确轨道，但整体处境依然极端险恶。蒋介石调集川、黔、滇、湘、桂中央军总计四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逼近遵义，对红军形成新的包围。由于四川军阀调集重兵严密防守长江沿线，红军原定从泸州至宜宾北渡长江的计划被迫搁浅。

面对危局，毛泽东以卓越的军事智慧、非凡的战略眼光、灵活的指挥艺术，指挥中央红军展开四渡赤水的经典运动战。这一战役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机动灵活的典范。

一渡赤水，红军进入川南，佯攻北渡长江；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迷惑敌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趁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云南空虚之际，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声东击西、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彻底打乱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将数十万敌军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红军彻底摆脱被动局面，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实现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此后，中央红军一路势如破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泸定桥北上，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懋功会师是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全军士气空前高涨。此时，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仅剩两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八万余人，两支红军主力会合，总兵力达到十万余人，革命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但新的严峻考验随之而来：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在何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长征的最终走向，也关系到《七律・长征》创作的历史前提。

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军旅书画家工作委员会首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高健书赠毛里求斯总统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书法作品。

四、两河定策图北进，一意违令各西东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核心议题只有一个：确定红军战略发展方向。

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致提出并坚持北上战略方针：红军主力立即北上，进军陕甘宁边界地区，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一方针基于双重战略考量：

第一，敌情优势：陕甘宁地区国民党正规军防守薄弱，地方军阀势力分散、矛盾重重，红军易于立足、发展、壮大；

第二，国际援助：长征前夕，共产国际曾明确致电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可向中苏、中蒙边界靠拢，苏联方面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武器装备与战略支持，陕甘宁地区靠近苏联、蒙古，便于获取国际援助。

时任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提出三套相互矛盾、消极避战的战略设想：

第一，川康计划：以西康地区为后方基地，向甘南、川北方向扩张，远离抗日前线，偏安一隅；

第二，宁夏计划：进军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作为后方，表面与北上接近，实质拖延时间、拒绝执行中央决议；

第三，新疆计划：占据河西走廊，以新疆为战略后方，远离中国腹地，脱离革命中心。

张国焘内心顽固坚持第一套“川康计划”，主张南下川康，其本质是分裂党、分裂红军、逃避斗争、消极避战，完全违背全国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违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经过与会代表充分讨论、严肃辩论、耐心说服，两河口会议正式形成《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会议以中央决议形式，正式确立北上战略方针，否定张国焘南下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前进方向。然而，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无视中央决议、无视红军整体利益，回到红四方面军后，拒不执行北上方针，故意拖延部队行动，散布反对中央的言论，公然制造红军分裂。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给红军带来严重危机。为坚持正确路线、保存革命火种、实现北上战略目标，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被迫做出艰难决策：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单独北上，红五军团、红三十二军暂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红军主力被迫分兵，革命事业面临空前严峻的分裂危险。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会议严肃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面对红军力量分散、红一方面军仅剩数千精锐的现实，调整战略目标。

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放弃创建大规模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形式打通国际联系，在靠近苏联的中苏边境地区创建小规模根据地，休整部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一策略务实低调、符合实际，为红军指明了阶段性前进方向。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发扬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一举攻克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腊子口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两侧悬崖峭壁、中间水流湍急，国民党军以重兵把守，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敢死队攀悬崖、绕敌后，出奇制胜，攻克天险，打开了北上甘肃的大门。

攻克腊子口后，中央红军乘胜北上，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雪山——岷山，进入甘肃境内，抵达大草滩、高楼庄一带。此时，红军已走出雪山草地、突破天险阻隔、摆脱张国焘分裂威胁，但最核心的问题仍未解决：红军的最终落脚点在哪里？下一步究竟向何处去？

这一问题，萦绕在毛泽东与全体中央领导人心中，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正是《七律・长征》创作的直接契机与情感源头。

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军旅书画家工作委员会首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高健书赠辽宁省军区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书法作品。

五、哈达阅报知红区，妙笔挥毫赋远征

1935年9月20 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已整编为陕甘支队）抵达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当时隶属岷县，现划归宕昌县，地处岷山脚下，物产丰富、商贸发达、群众基础良好，是甘川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为疲惫不堪的红军提供了绝佳休整条件。

哈达铺在长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意义，被誉为“长征加油站”“红军落脚点确定地”。而对于《七律・长征》而言，哈达铺正是诗作诞生的唯一场所。

中央红军抵达哈达铺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顾不上长途行军的极度疲惫，第一时间前往镇上唯一的邮政代办所，搜集、查阅、研读近期各类报纸，重点翻阅 1935年7月至8月的天津《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等国民党官方与民间报刊。

这些报纸，成为改变红军命运、催生千古史诗的关键史料。在大量新闻报道、消息通讯中，一条重磅信息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陕北地区依然存在完整、巩固、广阔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五军主力红军，有大量地方游击队、赤卫队，苏区覆盖十余县，革命力量蓬勃发展。

这一消息，对于转战近一年、历经绝境、始终没有明确落脚点的中央红军而言，无异于绝处逢生、云开日出、喜从天降。

自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以来，中共中央与红军始终在寻找稳定的战略落脚点，先后提出多个方案，均以失败告终：

湘西根据地计划：因国民党重兵封锁失败；

黔北根据地计划：因敌情变化失败；

川陕甘根据地计划：因张国焘分裂失败；

中苏边境根据地计划：因距离遥远、敌情不明无法实施。

近一年时间里，红军始终在无后方、无依托、无明确目标的情况下转战，爬雪山、过草地、浴血奋战、饥寒交迫，精神压力与生存压力达到极限。而哈达铺的报纸，明确告知中央：陕北有苏区、有红军、有群众、有根据地，红军有了最终的家。

历史的转折，在哈达铺悄然完成。

此时抵达哈达铺的红军，仅剩八千余人。这八千余人，是历经湘江血战、雪山草地、无数次战斗洗礼后幸存的革命骨干，是千锤百炼、意志如钢、忠诚无畏的精英力量。部队在哈达铺获得三天宝贵休整时间，补充粮食、改善伙食、医治伤病、整理装备，全军上下士气大振、精神焕发。

1935年9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全天研读报纸、交流信息、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9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室义和昌药店召开中央核心领导人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慎重研究，最终做出决定：中央红军全军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创建巩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这一决定，是长征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央红军长达一年的无目标转战正式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有了明确的终点。

当日下午，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重大决策：

取消红一方面军番号，全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统一编制、统一指挥；

明确红军前进方向：进军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会师；

动员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克服一切困难，胜利抵达陕北根据地。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激昂地指出：“我们要北上，要到陕北去，那里有我们的同志，有我们的根据地，那里是抗日的前线，是我们革命的大本营！”全场八千将士群情激昂、欢声雷动，长征路上从未有过的喜悦与希望，弥漫在哈达铺的上空。

就在1935年9月22日当晚，全军即将于次日开拔北上之际，毛泽东独坐义和昌药店简陋的住室中，回顾近一年来中央红军跨越万水千山、爬雪山过草地、突破重围、浴血奋战的艰辛征程；想到长征落脚点已然明确、红军即将走出困境、革命曙光就在眼前；想到八千将士历经生死、初心不改、奋勇向前；诗人的浪漫情怀与统帅的革命豪情交织激荡，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诗兴勃发。

他欣然挥笔，以饱满的革命激情、雄浑的艺术笔触、精准的历史概括，写下千古绝唱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是毛泽东对长征的全景总结，是对红军将士的深情礼赞，是对革命胜利的坚定预言，是对信仰力量的极致表达。它诞生于哈达铺的油灯之下，诞生于红军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诞生于毛泽东最喜悦、最豪迈、最振奋的历史瞬间。

哈达铺义和昌药店，现存于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旧址，房屋结构完整、历史风貌如初，是《七律・长征》创作地实物遗存，成为见证这首史诗诞生的永恒地标。

2012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高健书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等书法作品，并颁发收藏证书。

六、通渭诵诗惊四座，赤心铸句耀千秋

《七律・长征》创作于哈达铺，而首次公开朗诵，则发生在1935年9月29日的甘肃通渭县城。这一历史场景，经大量亲历者回忆录、权威史料、地方史志多重印证，确凿无疑、细节清晰，成为诗作传播史上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1935年9月23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按照既定战略全速北上，目标直指陕北。部队昼夜兼程、急行军前进，先后突破国民党渭河封锁线，击溃敌军阻击，于9月27日抵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

9月27日晚，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以中央决议形式，确认哈达铺制定的北上陕北战略，明确指出：“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榜罗镇会议，是哈达铺决策的制度化确认，标志着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地位正式确立。

9月2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从榜罗镇出发，行程九十华里，胜利进驻通渭县城。通渭是红军走出草地后占领的第一座完整县城，城墙坚固、街道整齐、物资充足，全军获得一天宝贵休整时间。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在通渭县城东文庙街小学召开陕甘支队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会议规模大、规格高，全军基层骨干齐聚一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会议主要任务：部署北上陕北最后阶段的行军任务、军纪要求、群众工作，动员全军将士奋勇前进、胜利会师陕北。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面带微笑，缓步走到会场前方，对全体干部深情说道：“我写了一首诗，读给你们听听，不知行不行。”

随即，毛泽东以雄浑、激昂、高亢的语调，高声朗诵《七律・长征》全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诗句铿锵有力、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当朗诵至“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时，全场红军干部热泪盈眶、群情振奋。朗诵完毕，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震耳欲聋的热烈掌声，全体将士深受鼓舞、倍感振奋，革命豪情与必胜信念达到顶点。

这一场景，被多位长征亲历者以回忆录形式永久记录，成为最直接、最权威、最可信的一手证据。

核心亲历者证据一：胡安吉回忆录

胡安吉，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一大队卫生队指导员，亲身参加文庙街小学会议。1959年，他发表《毛主席给我们朗诵诗》一文，详细还原现场细节：“毛主席站在我们面前，笑着说写了一首诗，要读给我们听。然后他就一字一句地朗诵《长征》诗，声音洪亮，感情充沛。我们听得入了迷，朗诵完了，掌声好久都停不下来。”该文发表时间早、细节具体、身份可信，是首次朗诵最核心证据。

核心亲历者证据二：王鑫口述回忆。

王鑫，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战士，全程参加联欢晚会。1983年，王鑫重访通渭，明确回忆：“1935年9月 29日晚上，毛主席在文庙街小学接见我们先锋连，开联欢会。毛主席特别高兴，当场给我们朗诵了《长征》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一辈子都忘不了。”

核心亲历者证据三：成仿吾《长征回忆录》。

成仿吾，著名红军作家、长征亲历者、中央干部，作为第一批听众现场聆听朗诵。他在《长征回忆录》中明确记载：“9月29日到通渭，毛主席在干部会上朗诵了他新作的《长征》诗，全诗气势雄伟，大家深受感动，士气大振。”

权威史料多重印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明确记载：“二十九日，从榜罗镇到达通渭，行程九十里。”

《聂荣臻回忆录》记载：“九月底，我一大队占领通渭城，毛主席在城里召开干部会，朗诵了《长征》诗。”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李安葆《长征史》考证：“9月29 日，毛泽东率部到达通渭县城，在文庙街小学首次朗诵《七律・长征》。”

徐国珍回忆录《长征路上筹粮》：“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机关和支队主力来到通渭城，毛主席朗诵了长征诗。”

多重亲历者证言、权威党史文献、地方史志记载、行军日程记录，形成完整证据链，确凿证明：1935年9月29日，甘肃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是《七律・长征》首次公开朗诵的地点。

如今，通渭文庙街小学立有“毛主席《七律・长征》诗朗诵纪念碑”，成为红色教育重要基地，永久铭记这一历史时刻。

2012年，西柏坡纪念馆收藏高健书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等书法作品，并颁发荣誉证书。

七、行军倥偬无闲墨，驻马挥毫定锦章

本节通过精确行军日程考证、历史地理环境考证、客观条件逻辑考证、心境情感逻辑考证四大维度，彻底排除其他创作时间、地点可能性，最终锁定《七律・长征》唯一创作时间与地点。

（一）精确行军日程排除：9月23日—29日无创作可能。

定西史志学者易思孝、郭建民《三军过后尽开颜》《红军长征在甘肃》《哈达铺长征日志》等权威史料，完整记录1935年9月23日—29日中央红军行军日程：

9月23日：哈达铺出发，北上佯攻天水，行军90 华里，夜宿岷县闾井镇；

9月24日：掉头西北急行军，行军130华里，凌晨 3 时宿营漳县新寺镇；

9月25日：渡龙川河，夜宿武山县鸳鸯镇；

9月26日：强渡渭河，突破封锁线，夜宿河北小村庄；

9月27日：进抵榜罗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9月28日：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北上决议；

9月29日：挺进通渭县城，傍晚抵达，当晚朗诵诗作。

上述日程显示：此7天内，红军处于高强度急行军状态，每日行程均在100华里左右，昼夜兼程、军情紧急、任务繁重。毛泽东作为全军统帅，需指挥行军、研判敌情、召开会议、部署决策、接见干部，昼夜操劳、戎马倥偬，完全不具备静下心来、舒纸挥墨、潜心创作诗词的客观时间与环境。

因此，可彻底排除诗作创作于9月23日—29日行军途中、榜罗镇、通渭县城的可能性。

（二）地理与心境排除：9月18日—20日无创作可能。

1935年9月18日，红军翻越岷山，抵达岷县鹿原里（今绿叶村），停留两天一夜。此时，红军虽翻越雪山、摆脱追兵，但尚未获悉陕北苏区消息，落脚点仍未明确，毛泽东心境沉郁、忧心革命前途，完全不具备“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心境。

诗作核心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喜”是核心情感，必须以“明确落脚点、看到胜利希望”为前提。鹿原里停留期间，无任何“喜讯”，无任何“开颜”的客观条件，因此可彻底排除“鹿原里创作说”“旋窝村创作说”“岷山山顶创作说”。

（三）唯一符合条件：哈达铺9月21日—22日。

哈达铺满足诗作创作的全部必要条件：

时间条件：9月21日—22日，红军休整两天，时间充裕、环境稳定；

地理条件：已翻越岷山，呼应 “岷山千里雪”；

心境条件：获悉陕北苏区喜讯，全军欢腾，毛泽东 “豁然开朗”，契合 “尽开颜”；

客观条件：义和昌药店为毛泽东住室，安静安全，具备创作条件；

逻辑条件：9月22日晚创作，9月29日通渭朗诵，时间链条完整合理。

综上，唯一结论：

《七律・长征》创作时间：1935年9月22日；

《七律・长征》创作地点：甘肃宕昌哈达铺义和昌药店。

2013年，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收藏高健书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等书法作品，并颁发收藏证书。

八、炼字修词臻妙境，抒怀寄意证初心

《七律・长征》从1935年创作初稿，到 1957年正式发表定稿，历经22年文本修订过程。毛泽东亲自校订、亲笔批注，为创作时间、地点提供最权威、最直接、最核心的作者本人证据。

（一）早期版本与正式发表版本对比。

1935年初稿（哈达铺创作）：金沙浪拍悬崖暖。

1937年发表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金沙浪拍悬崖暖。

1957年定稿版（《诗刊》发表）：金沙水拍云崖暖。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毛泽东亲自修订两处关键文字：

① 改“浪拍”为“水拍”：避免与“大渡桥横”句式重复，音律更和谐、意境更柔和；

②改“悬崖”为“云崖”：提升意境，突出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雄伟气象，更具诗意美。

此次发表，毛泽东题注“一九三五年十月”，此为概略性时间标注，并非精确创作日期。毛泽东诗词题注多采用“概略纪年法”，以重大历史节点为时间标识，并非精确到某日，这是毛泽东诗词发表的一贯体例。

（二）毛泽东亲笔批注：终极权威证据。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书眉上写下亲笔批注，这是考证诗作创作心境与时间的终极铁证：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批注明确揭示三大关键信息：

心境转折节点：过岷山之后；

情感变化：从沉郁转为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创作契机：豁然开朗之后创作诗作。

这一批注，与哈达铺创作完全吻合：过岷山→哈达铺获喜讯→豁然开朗→9月22日创作诗作。

（三）同期文献互证：9月22日哈达铺创作群像。

1935年9月22日哈达铺，因获悉陕北喜讯，中央领导人集体进入创作高潮，形成文献创作群像，与《七律・长征》互为印证：

张闻天：《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2日作于哈达铺，发表于《前进报》；

博古：《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9月22 日作于哈达铺；

肖锋：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写下600字长篇日记，记录北上喜讯；

彭加伦：红一师宣传科长，创作《到陕北去》歌曲，自注“作于哈达铺”，全军传唱。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喜讯、同一心境，诞生一批革命文献与文艺作品，形成不可辩驳的历史场景，彻底证实《七律・长征》创作于1935年9月22日哈达铺。

2013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高健书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书法作品，并颁发收藏纪念证书。

九、哈达铺题诗赋地，长征曲铸史诗魂

经过中央权威文献、红军行军日志、亲历者口述、地方史志、历史地理考证、毛泽东亲笔批注、同期文献互证、旧址实物遗存八大维度、闭环式、全方位史料考证，本文最终得出无可辩驳、学术定论级结论：

（一）最终考证结论。

《七律・长征》创作时间：1935年9月22日。

否定传统“1935年10月”概略说，确立精确创作日期。

《七律・长征》创作地点：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义和昌药店。

否定“陕北说”“旋窝村说”“腊子口说”“榜罗镇说”“通渭说”，确立唯一创作地点。

《七律・长征》首次朗诵时间地点：1935年9月29 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

创作历史背景：中央红军在哈达铺获悉陕北苏区存在，确定长征最终落脚点，毛泽东心境豁然开朗、豪情勃发，即兴创作全诗。

（二）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本文考证，彻底厘清《七律·长征》创作争议，还原历史本真，填补毛泽东诗词研究、长征史研究的关键空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党史价值：确证哈达铺 “长征落脚点确定地” 的历史地位，丰富长征关键节点史实；

文学价值：还原诗作创作真实背景，为解读诗作情感、意境、思想提供坚实历史依据；

教育价值：为红色教育、教材编写、历史普及提供权威定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

（三）结语。

《七律·长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是中国革命的文学丰碑。它诞生于哈达铺的油灯之下，朗诵于通渭的校园之中，传播于神州大地，光耀于千秋万代。

它以五十六字，写尽二万五千里铁血征程；它以一首诗，铸就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它以一段史，见证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胜利。

历史昭然，定论已成：哈达铺，是《七律·长征》的诞生地；

1935年9月22日，是这首千古绝唱的诞辰。长征精神永垂不朽，红色史诗光耀千秋！

作者简介：

高健，男，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书法家、作家。爱好文学，习研书法。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国礼书画艺术名家。中国文联主管：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军旅书画家工作委员会首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社会兼职：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联主管：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弘文馆书画院红色书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等。

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书法专修班教授、李可染李苦禅等大师亲传弟子王超老师，潜心研习，遍临百家，汲取营养，诸体皆能。主要从事毛泽东诗词研究，擅长毛体书法艺术创作。博采二王、智永、怀素等前辈之长，毛体书法作品既有含蓄之魅力，又有奔放之洒脱，神形兼备，妙然天成。作品被有关部委办公场所采用，被各级党政机关、艺术机构及国内外政要、收藏爱好者收藏，传略载入多种典籍等。发表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研究文章数十篇。

2024年12月，高健连任中国文联主管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

先后在法国巴黎、意大利佛罗伦萨、越南河内、菲律宾马尼拉、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举办展览。

毛体书法作品《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等书法作品先后被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西柏坡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辽宁省军区、周恩来少年读书纪念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管理处、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延安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以及哥斯达黎加总统、毛里求斯总统、意大利总理等外国政要收藏。